《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写的一部回忆录，记录了他从登基到流亡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更是一本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每当读这本书的时候，从中，我可以清晰地看到特定历史环境末代皇帝的悲剧与喜剧，使我深深的感受到惋惜和耻辱，中国的近代史原本就是一部耻辱史，而这种耻辱在溥仪身上表现的更加深刻。

       读完整本书可以看到，溥仪的身上，更多的被赋与了满族人要恢复大清帝国的梦想，更多的被一班遗老遗少们赋与了艰巨的历史任务。即使他内心中多么的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去掉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重任，这个重任，就是要恢复在他手上丢掉的大清帝国的江山，从这一点上他没有错。然而，在这里面，却包含了太多太多，溥仪以一生的命运作为赌注，却换来了这些，有悲哀，有彷徨，有希望，更有不尽的无奈与辛酸。正是这仇恨的日益增长，才更加促进了历史悲剧的必然性——溥仪选择了投靠日本。随着济南惨案的发生，溥仪在伪满洲国中地位得到了确立以及认可，开始了他作为卖国贼的“旅途”，罪恶的开始。

       在溥仪心里隐藏着复辟的梦想，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讨好日本，讨好周遭。他任满洲国执政期间，基本上是在阿谀奉承日本，惶恐度日，唯恐人家弃子，这都是溥仪那几年生活的真实反映。当时就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替关东与党军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而溥仪“梦想”的再次“实现”，却是在1934年3月1日的“登极”典礼，正所谓“第三次做皇帝”。

       不过，正是因为溥仪对日本的那些年的屈从，现实社会的渐趋复杂，局势的紧张化，日本大使馆的邀请等等的一切，让溥仪的内心开始萌发了小小的欲望。他自述中写到，“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的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了我的心头，不由的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主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故地重游，溥仪的复仇的欲望如排山大海般汹涌而来，甚至比之前在天津张园时更凶猛，更要强烈。 

       正是溥仪肩负的这份“复国梦”，使他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两天后，他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逮到苏联，度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里的日子，溥仪逐步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常识，在头脑中也扫荡了帝王意识而树立了公民观念。1959年秋，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有些老人见面后还行跪拜大礼，马上被他批评为思想落后。获得一张选民证后，溥仪称这是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他开始在植物园劳动。蒙哥马利来访时询问他感受如何，他回答说“比起皇帝来我更愿当园丁”。这位英国元帅惊讶之极，回国后把这当成奇闻宣传。有的外国进步人士来访后，报道说：“看到溥仪，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他由帝王变为了一位普通公民。

       透过整本书，溥仪的前半生历历在目，可以用数字来计算，3岁即位，当了3年的皇帝，退位后，由封建军阀张勋拥立复辟，刚11岁的少年溥仪第一次尝到了当皇帝的兴奋，却在11天后被赶下台，伪满洲做了13年的皇帝，被苏联俘虏5年，战犯管理所关押了近10年。他的前半生是可悲的，作为皇帝，他满心欢喜，心中充满了“希望”，但他从未享受过皇帝的自由和权利，永远活在阴暗里。作为战俘，他很迷茫，因为他手上沾满了同胞的鲜血，他害怕受到惩罚。作为公民，他学会了自力更生，摒弃了皇权思想，以新中国的公民身份重新生活，开始他的后半生。溥仪被特赦后，从沈阳火车站踏上回京的列车，他看到站台上抚顺两个字后，他哭了。抚顺是大清朝的发源地，也是他的老祖宗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创基业的始发地，是他真正的故里，想想自己做过的事情，对家乡人做的事情，作为大清子孙，他无颜再面对自己的祖辈，可如今已是物是人非了。

       我想当时溥仪的心里感慨颇多，离开了抚顺，他将面对新社会，可以真正的做自己。溥仪的前半生都活在自己的复辟梦里，甚至不惜投靠敌人，迫害自己的“子民”，成为杀害同胞的刽子手。他身上肩负的“使命”使他的思想封闭，看不到未来。当他卸掉“使命”成为普通人时，他看到是一片光明，他将用后半生来赎罪。

       时光回眸，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溥仪所经历的一切是那个特定时代所产生的，可以说溥仪追求自己的梦想是没有错，但是他的梦想是建立在全中国人民的痛苦之上。他曾经在罪恶的边缘徘徊，又在绝望中求生存，面对黎明的曙光，他选择了救赎。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喜参半，嫣然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看似遥不可及，与我们不相关，但确实发生过，所以我们更要记住历史，以史为鉴，坦然的面对自己的人生，正确选择自己的梦想，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实现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