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通读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在百岁之年与其中国助手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科斯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深入其现象制度背后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剖析。就像封面宣传语所说,“从来没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此系统地阐述中国几十年惊心动魄的变革”。科斯简单扼要的描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6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全过程，不仅对中国经济展开深度解读，也对中国的法制、公共道德、思想市场等等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科斯在对中国经济转型取得巨大成就惊叹不已的同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充满信心。诚如科斯所说，“中国活力四射而又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西方社会以外的地方扎根并繁荣发展”。
       科斯在书中深入浅出的阐述了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二元结构、边缘革命等等，在他看来中国改革是由中央政府和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等边缘力量共同构成，呈现出二元结构。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并不是由政府一手主导，而是首先从边缘发力，继而政府认可、最终全民参与。1976年9月，四川蓬溪县群利镇贫困村的公社党委书记召集小群干部商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提出瞒着当地政府采用包产到户方式解决经营和激励问题，包产到户后，农作物产量提高三倍，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整个公社均包产到户，这时当地政府仍被蒙在鼓里。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秘密签署包产到户协议。其实直到1979年的四中全会上仍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尽管如此，包产到户仍在暗中继续蔓延。在了解到包产到户的好处后，中央政府于1980年逐渐改变立场，包产到户的优点受到了陈云同志、邓小平同志等的首肯，但并未被全盘接受。直到1980年9月，包产到户方才得到允许。通过以上，可以明确的勾勒出中国经济转型的脉络，感受到边缘革命的推动力。不仅农村改革如此，事实上，城镇改革也是遵循这一规律，1976年后，大批知青返城，城市就业压力增大。1979年7月，迫于就业压力，国家认可个体经济。同年11月，在温州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正式注册。1981年，将个体经济作为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但仍要受到政策限制。直到90年代初，个体经济才在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的“三不”政策中逐渐盛行起来。
       1988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经历阵痛期。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中国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情绪开始加剧，改革面临倒退。 南巡中的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一情况发表重要讲话，在改革的过程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并通过随后的价格和税制改革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逐步回归正轨。可以说，改革试错与纠偏贯穿了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全过程。
       科斯在书中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称其打破了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垄断，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并通过拓宽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与多样性，使全球市场秩序变得更加坚韧和可持续。掩卷静思，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中国经济转型任重道远，但是建立创新型国家，民族全面振兴、国家富强的壮丽中国梦最终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