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素衣节食，不喝酒，不抽烟，没出过远门，更没有一次像样的长途旅行。他最贵的衣服就是那件不超过三百块钱的羊皮棉袄；他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他工作的煤矿。他最大的心愿是退休回到农村，陪妻子逛庙会听大戏，在农村安享晚年。
       这便是我的父亲，一个身材矮胖年过八旬的花甲老人，一个将大半生奉献给矿山的退休工人。
       父亲生于战乱纷飞的一九三七年，在那个贫穷挨饿的年代，他能幸运的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那艰难岁月里，父亲勉强读完了高小，就到村西头的地主家做长工，直到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开始，才回到家里操持家务。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开始，父亲响应国家大生产号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炼钢队伍，在蓟县附近的一个小钢厂当炼钢工人。偶有一次，远在煤城的一个亲戚托人给父亲捎来消息，告诉他某煤矿招工，让他去看看。为了生计，父亲背井离乡，独自奔赴千里之外的煤矿。自此，父亲便与煤矿打上了交道。
       那一年，他才二十出头。他在煤矿这一呆，便是三十多年。可以说，他把自己的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矿山。
       听父亲讲，他来到煤矿后，住的是简易房，吃的是大锅饭，干的是要命活。这些，对于一个从穷窝窝里走出来的农民来说，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解决当时因饥荒而每天饿肚子父亲，还能挣钱补贴家里。这对他来说已经很满足。
       六十年代初，煤矿工作环境和安全防护设施非常简陋，由于没有像样的大型高科技采煤设备，全凭人工挖煤，极度危险。冒顶、透水安全事故时常发生。故此，家里特担心父亲个人安危，每次来信都千叮咛万嘱咐父亲，叫父亲注意安全。而他也是万分小心，每次下井前，都要仔细检查携带的矿灯及安全工具，工作中按章照作业，所以，在父亲下井工作的日子里，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安全事故。这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父亲在井下干过掘进、采煤、机修等工种，但不管干什么工作，父亲都很认真负责，从未出过差错。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从宿舍到井口，从井口到工作面，来回十几里，十几个小时。从井下一起出来的工人，他们一样黑的脸，穿一样用汗水和煤尘渍出来的工作服，戴一样的矿灯安全帽。只能靠个头、语音形态，来分辨出哪个是父亲。
       我六岁那年，跟随父亲来到矿山，与他同住宿舍，看到舍友三班倒，非常辛苦。他们工余时间十分单调，偶然看场电影，多数是下会儿棋、聊天、打扑克。那时候，父亲工资不高，每月除了给我两够零生活费以外，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了家里。逢遇节假日，父亲就加班。后来才懂得，节假日没人愿意上班，父亲是自愿的，为的是挣那点微薄的加班工资。
       矿上每年只给一次探亲假，所以父亲很少回家。一年到头，除了农忙回去一趟，其余时间全在矿上，就连春节也难回家一趟。那时候，家里家外全靠母亲操持，特别的辛苦。父亲五十五岁那年，办理了退养手续，安排好我的工作后，父亲才回到农村与母亲团聚，两人相守，安享晚年。
       父亲一生正直，遇事从来不爱求人。八十年代初，矿上解决了好多农转非户口，在父亲上班的同事中，头脑灵活的早早动手，通过关系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城里，后来还在城里买了房落了户扎了根。而父亲却将精力和心思都用在工作上，耽搁了母亲和姐姐搬进城市的机会，也没有在城里分到一套像样的房子。直到我工作以后，房子和户口还是单位给解决的。为此，父亲落下了母亲的埋怨。但父亲那坚强自立、耿直善良的做人之道，足以使我终身享用。
       现如今，父亲已年迈，但依然很勤劳，每天早早起床，锻炼身体，打扫卫生，给院子里的菜地浇水，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每逢集会的时候，父亲便带上母亲去集市上听大戏。虽然父亲耳朵已接近半聋状态，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但每次见到他开心的表情，我知道，父亲内心的世界是精彩的、安详的、幸福的！
       我深爱我的父亲，因为我是矿工的后代，是矿上给予了我父亲的生存机会，是父亲教育了我做人之道，不管我走的多远，父亲永远牵挂着我，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而自豪！